就生死的根本意义而言，寿夭的界限，仅在于是否彻底臻于生命潜能的呈现。

它们看起来自相矛盾、扞格乖舛，其实内在统一，浑然一体。应该说，这种做法未免失之偏颇。

在战术变换上，则要做到奇正相生，奇正相变，虚实莫测，变化无端。通观《孙子》十三篇，作者在这种治众和斗众上费了不少笔墨，诸如《军争篇》勇者不得独进，怯者不得独退、《九地篇》的携手若使一人这些，其实都是在讲治众和斗众的艺术，其目的都是为了求得整体上的势。在《行军篇》中，孙子谈到部队的建设问题时说兵非益多，认为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，不一定建设军队规模大，士卒数目大。该如何贯彻因粮于敌这一原则？对此，孙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但孙子很清醒，这样的情况不能说绝无仅有，但比较稀罕，概率很小，是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，属于天上掉馅饼似的。

军队一动，地动山摇，人要吃饭，马要吃草，车辆要折旧，各种开销会大得多。本人研习《孙子兵法》逾三十年，偶有心得，虽多为一鳞半爪，未足称道，但敝帚自珍，亦随手迻录，今谨借《孙子兵法研究》的宝贵版面，与诸位朋友分享，敬请大方之家不吝指正为盼。死丧之仪，哀戚备至，饮食衰絰，各称其情。

朱熹祖父朱森是个穷困生潦倒的书生，却立家训：吾家业儒，积德五世，后当有显者，当勉励谨饬，以无坠先生之业。动植物的这些本能，满足之后，应该有一种快乐，或者愉悦，在我们看来，只能是被动的，直接的，直线的，单向的。明足以察其微，刚足以任其事，弘足以致其广，毅足以极其常。幸福始终都以道德的合乎法则的行为作为前提条件。

朱子教学风格，黄榦描述： 从游之士，迭诵所习，以质其疑。勉斋深体先师之志，将其事其言直书于《行状》，大加表彰。

幸福是健全生活的感受，是全部生活行为追求的状态而不是结局。记人之失，失之太讦（jie，讦以为直）。［2］《朱子家政》曰：家政修明，内外无怨，上下降祥，子孙吉昌。他们幸福吗？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，应是幸福的，他们的幸福具备更深的思想文化内涵。

古希腊也有这样的观念，亚里士多德说：幸福作为最高善，德性的报偿或结局必定是最好的，必定是最为神圣的福祉。朱松入朝为官，曾将朱熹带在身边，并延请名师施教。躬行不以敬，则怠惰放肆，无以致义理之实。终日俨然，端坐一室，讨论典训，未尝少辍。

我们所要讨论的福文化，是狭义的，是汉语语境里，由中国古人五福观念所衍生的求福祈福的民俗行为，以及为人民福祉而奋斗的进步活动。塞涅卡说：至善乃是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，其表现为，生活经验丰富，行动冷静沉着，与人为善，为人厚道。

知（智），所以知此（五达道）。注释: ［1］蔡元培：《中国伦理学史》，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47-149页 ［2］林森。

为民父母，安忍坐视？傥或顾一身而不恤百姓，则上负朝廷、下负所学。一个人幸福，就是说这个人珍视荣誉，安贫乐道。西哲有言，未经省察的人生，不值得过，那肯定是不幸福的。狭义的家训，是祖宗遗留下来的，或者当世大家长口述、书写的训言，主要是语录、格言。宾客往来，无不延遇，称家有无，常尽其欢。［35］ 对于德性带来的幸福，《四书》多有阐述。

［19］ 勉斋官阶不高，没有机会向皇帝上奏章言事，但在面对上司的态度上，与朱子一样耿直勇诚。意有未喻，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。

束景南先生认为，大程子（颢）明道先生以《中庸》学为宗，杨时得其《中庸》秘传，韦斋先生奉《中庸》谈性说命为儒学大本，一脉相传，而朱子正是在一个有理学渊源的家庭环境中生活。可能生活是理想性的，尽可能去实现各种可能生活就是人的目的论的行动原则，就是目的论意义上的道德原则，是幸福生活的一个最基本条件。

［9］朱松由于得罪秦桧，被罢官，仕途和家庭生活陷入窘境，但不坠其志。然谨难进之礼，则一官之拜，必抗章而力辞。

［22］绍熙五年（1194），宁宗即位，朱子以捧表恩奏补女婿黄榦为将仕郎。朱熹父亲朱松不负家训，考中进士，入闽为地方基层小吏，重视教子，时常训示，寄以厚望。塞涅卡说，真正的幸福存在于美德之中。一日不讲学，则惕然常以为忧。

朱子还说：为善则福报，为恶则祸报，其应一一不差者，是其理必如此，抑气类相感自如此耶。［27］朱子、勉斋这样的思想者，应是本源幸福的享有者。

在汉阳知军任上遇灾荒，百姓日食草根，而上级却要征集粮食运往他处，黄榦坚决违背上司旨意，不让汉阳米出汉阳界。静而有守，直而不阿，不畏强御，一决以公，阎闾细民称道。

［20］ 《年谱》载宁宗嘉定六年（1213）为阻止错案冤案，不惜得罪上级和同僚，不同流合污以自媚于世。一生之品性，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，大抵胚胎于家庭之中。

移之于国与天下，则一国与天下之政理。时方流移满道，饿莩盈野，而诸司长吏设乐张燕无虚日。［18］ 勉斋为官行政、讲学传道确与朱子风格近似。勉斋弟子记勉斋风范，颇似朱子： （先生）以道德性命名世，而钱谷甲兵技艺之事未尝不该本末而备实用，学愈博而愈精，则是心之体愈全而用愈周矣。

语及国势之未振，则感慨以至泣下。朱子一生主张抗金，可谓传承家风，其来有自。

幸福生活就是拥有一颗独立、高尚、无畏且不可动摇的心灵，远离恐惧与欲望。这个追求、接近的过程是幸福。

然不会其极于《中庸》，则又何以建立大本、经纶大经，而读天下之书，论天下之事哉？［29］ 《中庸》之境为：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《中庸》（二十八章）曰：愚而好自用，贱而好自专，生乎今之世，反（复）古之道，如此者，灾及其身者也。